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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视频动漫免费高清",　　来源：南方周末孙乐姝和两个女儿。（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场复杂的伦理悲剧。但在法律层面，罪与非罪的界限明确无误。　　2023年12月22日，山东高院作出维持孙乐姝死刑的二审判决。　　3年前，2020年4月26日晚，孙乐姝和丈夫孙振涛带着两个8岁的双胞胎女儿一起服药自杀。两天后，一家4口被人发现，最终只有孙乐姝活了下来。　　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孙乐姝试图解释：她和丈夫婚后渐生嫌隙，为争夫家几亩荒地而姑嫂失和，最后不堪经济压力，又怕两个孩子在世受人冷眼，因此夫妻相约携子自杀。　　案发近一年时，孙振涛的母亲自杀身亡。　　旧恨未了，又添新仇。两家人在村里和法庭上开启了拉锯战。孙乐姝的家人尝试花钱留命，而孙振涛的家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出具谅解书。　　这对夫妻的亲人互相指责，都认为另一方要为这起悲剧负责。　　最后的晚餐　　2020年6月11日，在潍坊市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近两个月的孙乐姝醒来，接受警方第一次询问。　　按她的口供，悲剧要追溯到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　　丈夫孙振涛从潍坊市寒亭区的明阳无纺布工厂下班，出厂门左拐步行回家。他家在前朱里村308国道南侧不到一百米的地方，院里能听到重型卡车碾过路面的轰隆声。　　像往常一样，孙振涛回家后向她抱怨，在厂里不顺心、和工友关系差。　　听了太多遍，孙乐姝早已心烦。　　8年前，21岁的孙乐姝和23岁的孙振涛结婚。随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出生和经济状况的日渐窘迫，生活很快变得愈发艰难。　　村支书、雇主和工友都知道，这对年轻的夫妻频繁争吵，甚至分居。孙乐姝不止一次向朋友诉苦，婚姻不如人意，为了养育女儿，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　　但2019年11月的那个晚上，孙乐姝对孙振涛说了句：“真的活够了，一块死了算了。”　　“行啊。”孙振涛给出意料之外的回答。　　对于还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双胞胎女儿，他们商量好要“带着一块”。　　起初，他们尝试烧炭。2019年12月17日，孙乐姝在网上搜索“烧炭自杀怎样百分之百成功”。　　2020年春节后的一个晚上，孙振涛备好煤炭，孙乐姝点燃炭炉，搬进卧室。她关好门窗，和两个女儿一起在床上躺下。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夜深时，孙振涛悄悄把炭炉搬了出去。　　孙乐姝也考虑过吃头孢再喝酒，但酒和药的摄入比例不好计算。她想起，上一年春节，她的母亲王秀琴曾吞服药品A自杀过。　　她把药名记成N，却阴差阳错找到合适的替代品。二者都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　　她自称，在孙振涛的默许下，她陆续买了20瓶药。但他们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自从2019年末从纺织厂辞职后，孙乐姝就为照顾在家上网课的孩子，没再工作。　　2020年2月底，她宣布在网上开了家买手店，接着紧锣密鼓地在家里开辟一角，放上衣架和圆形试衣台，频繁地发视频宣传。3月底，她还邀请3位朋友到家里试穿她选的百元内平价衣服。　　4月，孙乐姝报名了经营网店的课程。有女装供应商加她，指出她的淘宝店铺状况糟糕。孙乐姝在微信上解释，“（网店）好几年前开的了，最近又刚开起来，也不会打理”。　　4月12日，她的拼多多店铺开张，陆续有人下单。第二天，她抱着7件衣服去发货。　　2020年4月26日晚上6点20分，孙振涛去村里的小饭店买了他们最后的晚餐食物——和乐，这是潍坊当地用鸡汤炖煮，佐以香椿、肉丸的一种面食，面条劲道，肉香汤醇。在后来的尸检中，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肠胃里还有尚未消化完的和乐。　　就在那个夜晚。孙乐姝向他发出了邀请：“差不多了吧，早就都准备好了。”　　孙振涛回应，“行啊，一块走了算了。”夫妻分居后，孙振涛就住在自家院外的小屋里。（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从一开始就错了”　　后来，这对夫妻的亲人复盘这桩婚姻，试图找到悲剧发生的征兆。他们都说，从一开始就错了。　　不过，在2011年刚结婚时，这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爱侣。　　2010年，22岁的孙振涛在亲戚的婚礼上遇到了20岁的孙乐姝。她高挑匀称，皮肤白皙，面容姣好，低头时的神态像极了一位港星。在自己拍摄的带货视频里，她杏仁状的眼明亮有神，鼻梁直挺，说话含蓄，音色柔和。　　被村民评价“内向腼腆”“长相平平”，平日盯着脚尖走路的老实人孙振涛，对她展开猛烈的追求。　　他们和村里大部分“90后”有相同的成长经历，初中没毕业就离开学校，辗转于村子附近的工厂。　　“风筝之都”的声名往往让人忽视潍坊制造业的发达。仅在孙乐姝、孙振涛长大的前朱里村，就有66家纺织厂、22家机械加工厂，招工广告随处可见。　　巧合的是，两家就隔着一条308国道，孙振涛家在国道南边，她家在北边，步行距离2分钟。他们也算门当户对，经济状况相仿，两家的房子差不多大，就连房间数也差不多。　　这个少言寡语的男人天天开车接送孙乐姝上下班，给她送饭。那是一段难得的幸福时光，连王秀琴都说：“我做丈母娘的都羡慕。”　　至少在当时，孙乐姝和父母相信，难得木讷是良人。　　就像到了时节，地里的作物会发芽一样，恋爱谈了一年，该结婚了。　　婚礼定在2011年7月。当天，身穿短袖白衬衫、胸口别着红色襟花的孙振涛爬上一棵开玫红色花的树。他眉眼板正，国字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　　他后来私下告诉小舅子孙明轩，能娶到漂亮又能干的媳妇，他很满意。　　孙明轩起初觉得，这个姐夫窝囊，因为姐姐被几个半大小子欺负时，孙振涛不但不去打，还想拉着姐姐走。后来孙明轩才知道，孙振涛也会发脾气，而且有时候会打孙乐姝。　　他们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一罐奶粉三四百元，两个孩子的奶粉得按箱买。到了读书年龄，孙乐姝又让孩子去私立双语学校，两人一年学费1.6万元。　　孙乐姝只能找娘家接济。王秀琴给孙乐姝钱，被孙明轩撞见过两次。孙明轩家进门处有面大镜子，侧对着里屋。他一开门，里面的孙乐姝听见声响，赶紧把钱揣进口袋里。　　这些年来，除了帮女儿交社保，到案发前，王秀琴陆陆续续给了孙乐姝近10万元。孙振涛也找孙明轩借过钱，最近的两笔分别是5000元和1000元。　　双方亲人都认为，这桩失败的婚姻应由另一方负责。　　孙乐姝的亲属曾几次撞见孙振涛翘班上网，认为他不务正业、挣不到钱。而孙振涛的家人说，是孙乐姝花钱大手大脚，不会过日子，“自从她嫁进来，家不再像家”。　　孙乐姝一度想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婚。但身边人劝她，一旦离婚，她难以承受抚养两个孩子的经济压力，还要面对村里的流言蜚语。王秀琴对女儿说过，“你离了会累死的，他再不好，多少拉拔拉拔你也行。”　　可是，婚姻的裂痕越来越大，似乎再无弥补的可能。他们开始分居，怀疑彼此的忠诚。孙乐姝的绯闻让孙振涛窝火，而孙乐姝也在孙振涛口袋里发现过避孕套。　　根据孙乐姝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案发前两天晚上，孙振涛给她看了一个视频，是一个人中毒口吐白沫，浑身抽搐的视频。孙振涛笑着对她说，“快看，你马上就是这个德行了”。　　“我们仨要死在一块”　　2020年4月26日19点，潍坊夜空多云，刮着三级南风，气温略低，平均只有6.5摄氏度。　　在客厅里，孙乐姝撕开为自己准备的5瓶N药盒，扔掉外包装。每一瓶里装着100片淡黄色小圆片，无臭无味，每片剂量是25毫克。　　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最常用的处方药之一，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能购买。她在网上找人开了一张互联网医院的处方，分三次在网上买了20瓶。　　2020年2月29日，她第一次买了10瓶药，拍照发给了孙振涛，他让再买一些。3月19日，她又下单买了5瓶。药到手后，她担心孩子太小，吞服药片困难，就用蒜臼子把10瓶药片磨成粉末。　　但她说，孙振涛再次让她买药。　　4月18日，孙乐姝又买了5瓶N。拿到快递后，她把药给孙振涛，说“药买来了”。孙振涛什么也没说，拿着药走了。　　孙振涛找到工厂老板，称家里有事，要请三个月假。　　老板说，他觉得蹊跷，因为孙振涛以前经常请假，一般两天左右。这次时间长，连理由也说不清楚，所以他最后只给批了20天。　　4月26日19点47分，孙振涛出了家门往北走，在明阳无纺布工厂附近扔了一次垃圾。　　回家后，他去母亲刘兰香屋中。平日里，两个孩子和奶奶一同吃住。他跟刘兰香说，他们次日要去泰山玩，要把两个女儿接过去睡。　　刘兰香还问他，“你们刚从泰山回来，怎么又要出去玩？”这之前，她问过孙振涛，为啥还不去上班，他只是搪塞，“要去了”。　　孙乐姝把提前准备好的两瓶香芋味奶茶和N药粉从梳妆柜里拿出来。她把奶茶打开，每杯倒入两瓶N粉末，冲上热水，端给两个女儿。　　她说“喝了吧”。两个女儿很听话，什么也没问，端起来就喝。孙振涛就在一旁看着，什么也没说。　　孩子们没有喝完。她说，“到床上去睡觉吧”。接着，孙乐姝也走进西侧的卧室，就着一罐水蜜桃啤酒吞完了5瓶N药片。　　她躺在两个孩子中间，一手搂一个，心里只想“我们仨要死在一块”。　　没有人知道孙振涛是什么时候吃的药，怎么吃的药。记录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录像显示，案发当晚20点08分，他走出西门，拎着垃圾再次前往院子北边的垃圾桶。2分钟后，他往回走。后来，警方在垃圾袋中发现了4个N药瓶和2个青岛啤酒空易拉罐。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现场无打斗痕迹，对于一个成年健康男子来说，5瓶药，非自愿服下难以实现。　　案发时段，孙明轩曾到过这家门口。　　当晚19点左右，他把车停在孙振涛家东门。他想让孙乐姝给他做个肉火烧吃。大门的灯亮着，听不见院内的动静。他正要推开大门，突然接到电话，有人找他，他就走了。　　夜幕笼罩华北平原。　　N开始发挥药效。它们顺着食管进入胃肠道，在胃酸和其他消化液中逐渐溶解，接着被血液运送到人体各个部位，在中枢神经、消化、呼吸和心血管系统里掀起狂风暴雨。　　就医学角度而言，N最大日剂量为900毫克，孙乐姝一家几乎每人的摄入量都是它的10倍以上。　　过量摄入N，人会出现意识障碍，甚至昏迷。它还会不断刺激唾液和呼吸道腺体的分泌，分泌液在口腔中汇聚，陷入昏迷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吸入，进而导致肺部受损，甚至引起呼吸衰竭。　　当过量的N抵达心脏时，指挥心脏收缩和放松的节拍也混乱了，就像乐队突然停止演奏一样，心脏也突然停止了跳动。　　“以上特征符合中毒征象改变。”法医在孙振涛和两个女儿的尸检报告中指出。　　两天后的上午七八点，孙乐姝父亲接到学校的电话：两个外孙女接连两日缺席网课，家长失联。　　他走进孙振涛家的院子，一边嘟囔着“几点了还不起来”，一边进入客厅，推开卧室门，看见两个大人趴在地上，两个孩子躺在床上。　　经抢救，只有孙乐姝一个人活了下来。　　屋檐下，院里斜拉着的铁丝上，还晾着孩子春天穿的衣裳。孙振涛家后面的荒地，是引发孙乐姝和孙红矛盾的导火索。（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死仇　　四年间，王秀琴肉眼可见地衰老。　　她的眼窝内凹，眼睑因过度悲伤造成的失眠而发黑，头发斑白。她不再往孙振涛家的方向走，也不敢造访常给外孙女买零食的超市。她常同身边人说，当初他们闹离婚时，让女儿离了就行了。　　孙乐姝出嫁后，原先属于她的卧室被重新布置成了父母的房间，门厅处新栽种了两盆菊花，一白一黄。　　现在，家里再也没有她的一丝痕迹。连手机上的聊天记录，王秀琴也一并抹掉了。她不敢再看。　　孙乐姝的父亲也不再酗酒、打牌，他开始去厂里打工，维持家庭开销。　　为孙乐姝的案子奔忙的重任压在了1997年出生的孙明轩身上。他换了份更忙、更挣钱的工作。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在这期间选择了分手。　　另一起悲剧发生在案发近一年后。2021年3月25日，孙振涛的母亲刘兰香在自家院里服毒自杀。　　孙振涛一家，只剩下他姐姐孙红。　　一审庭审中，公诉人在法庭辩论环节要求严惩时，也将孙振涛母亲之死纳入考量，“本案的发生造成了孙振涛母亲不堪精神压力，引起连环自杀的严重后果。”　　孙振涛家大门的锁孔已被焊死，门口杂草丛生。几年前张贴的春联掉得只剩一半，红纸褪成白色，院内的枯草亦有一人高。　　2022年1月28日，在春节前4天，案发近两年后，潍坊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孙明轩对结果难以置信。他聘请的本地律师告诉他“一般判个七八年”，但法院的判决是死刑立即执行。　　被害人近亲属孙红也聘请了诉讼代理人，告知法庭她放弃民事赔偿，只求严惩孙乐姝。　　潍坊市中院认为，孙乐姝因悲观厌世购买致死药物，给两名未成年女儿服用致死药物，与其丈夫孙振涛相约自杀，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三人死亡，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明轩坐立不安。春节前一天的凌晨3点，他在网上找到北京一家专职公益法律援助的律所，按照网上的邮箱地址发了封邮件，正文言辞混乱，语气近乎哀求。他很快收到回信，对方建议他先找律师上诉，并未表态愿意接案。　　2022年2月21日，他带着一堆材料开车去北京，找律师签了委托合同。　　2023年10月24月，二审在山东高院开庭。庭审结束一个月后，二审律师再次来到前朱里村孙乐姝三叔家。三叔是孙乐姝家族的话事人，经营着一家小工厂。前期，孙乐姝住院费和医药费都是他支付的。　　孙明轩也在场，四五个人围坐在茶台边上。这一次，他们希望能通过获得孙红的谅解，为孙乐姝争取生的机会。　　案发后，两个家族的人成了仇家，几乎没了来往，村支书上门斡旋，孙红也不给面子。　　按孙乐姝所述，她和孙红的仇是在2015年结下的。　　孙振涛家南侧有五六亩荒地。孙乐姝认为，孙红早已出嫁生子，那块地理当归孙振涛和她的两个孩子。但孙红和婆婆并不这样认为。为了这块地，孙乐姝与孙红决裂。此后，孙家院子中央砌起一堵墙，将公婆和孙振涛一家隔开，各自从东西侧门进出。直到2017年5月，孙振涛父亲去世后，这堵墙才被推倒。　　这块引起姑嫂失和的荒地，原来的权属是孙家的还是村里的集体土地，抑或无主地？南方周末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孙红，她一直拒绝沟通。前朱里村村支书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要求情，首要任务是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做说客。三叔坐在泡茶台的主位上，拿着手机挨个翻找电话。　　村子很小，大家都知道这两家人的事。有的电话一直无法接通，有的接通了，还不等三叔说完，对面就拒绝了。　　从中午到日落，三叔许诺了些好处，终于有人揽了这项活。　　孙家愿意花钱留孙乐姝一条命。　　三叔表态，他可以资助一部分。孙明轩也说，可以把他的车卖了凑钱。王秀琴得知此事后，也同意拿钱换命，但家里已经没有存款，能变现的只有她的铺子和车，“超过二三十万”就不求了，因为孙明轩还没有结婚，还要为他考虑。　　2023年11月30日，二审辩护律师会见孙乐姝。律师告诉她，家里在为她积极筹款赔偿，可能要100万元。不想再给家里增加负担的孙乐姝在另一头哭着说“不能给”。　　没过两天，争取谅解的尝试就宣告失败。　　律师给王秀琴做工作，希望她能登门向孙红道歉，争取孙红的谅解书，这可能会保住孙乐姝的命。　　王秀琴同意了，但隔天又反悔：“一切都是她（孙红）害的。”　　孙红的态度也一度松动。　　律师曾登门拜访过孙红，孙红的丈夫请律师落座。孙红没有明显抗拒，打电话叫来孙家几个旁系亲属征求意见。但亲属一到，就对律师说，“我们不接受赔偿，就要她（孙乐姝）死”，然后把律师轰了出去。　　孙红一方提交给山东高院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孙乐姝的行为造成“孙振涛一家孙氏族人家破人亡！”，他们拒绝接受任何赔偿，坚决要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孙乐姝的家人说，他们和孙红算死仇。　　翻供　　2020年6月11日，孙乐姝躺在重症监护室，第一次接受警方询问时，她承认了自己买药、给孩子喂药的所有事实。　　此后的3次口供，均是在第一次询问的基础上补充细节。公安机关还根据她的供述找到了碾碎药片的蒜臼子。　　但在2020年10月12日，孙乐姝在接受检察院询问时，突然翻供。　　例如，她说最初烧炭自杀是孙振涛搬的煤炉，最早提出服N自杀的也是孙振涛，案发那一晚也是孙振涛说的“准备的差不多了，喝药吧”，就连两个孩子的药都是孙振涛喂的。　　在询问快结束时，检察官问她，“你现在讲的和之前对公安机关讲的不一致，为什么？”孙乐姝回答：“当时我就想死，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有父母，我就想把事实说出来。”　　这导致，在一审的法庭辩论环节，公诉人向法庭提出，归案后，孙乐姝的认罪态度起初比较好，但后期思想转变，“直到今天对于作案的所有关键环节予以否认，企图逃避责任，并没有真诚的悔罪”。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是，依法对孙乐妹判处死刑，从严处罚。　　2022年1月28日，潍坊市中院继续开庭，审判员宣读一审判决书。审判员问她是否上诉，她当时的回答是“不上诉”。　　但5天后，她在看守所里还是手写了一份上诉状，表示无法接受孙红成了被害人家属，“没有她就没有一切的发生”。　　在二审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孙乐姝为自己的翻供做了解释。　　她说，在内心深处，她对所犯的罪是认账的，“一直以来，我不敢承认、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我自己不愿相信也不敢面对因为自己的过失造成女儿的死亡”。　　“我一直用自己编造的谎言来麻痹自己，谎言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以为真，深信不疑了，以至于被拆穿之后恼羞成怒。”她觉得，“可笑的是，最该死的我最后竟然唯一活了下来。这已然是老天对我最重的惩罚了。”　　在庭上旁听的孙乐姝同事刘娜想起，2019年，她和孙乐姝一起在纺织厂上班时，曾聊起新闻中好几起母亲带孩子跳楼或投河事件，孙乐姝当时流露出理解之意，“她说‘如果不走到那样的绝路，谁愿意带自己的孩子走？’”孙乐姝娘家的客厅。（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图）　　“忘了我”　　山东高院在二审判决中认定，孙乐姝消极厌世，故意非法剥夺两个亲生女儿的生命，并为丈夫提供自杀的药物，致三人死亡，罪行极其严重。　　孙乐姝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故意杀人事实，但在一审阶段翻供，在二审庭审时再予认罪悔罪，二审期间虽得到其父母的谅解，但未得到被害人其他近亲属的谅解，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尽管判决在春节前就已作出，但直到2024年3月12日后，律师和孙乐姝家属才陆续收到判决书。　　之后，案卷材料将被运送到北京市东城区北花市大街9号，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作为死刑案件中最后一道把关程序，刑诉法没有规定复核时限，快则数月，慢则长达数年。律师摸索出的规律是，裁判文书下得越慢，改判的几率就越高。　　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研究者统计过2018年到2020年期间最高法下达的死刑复核裁定；258名被告人中裁定核准的共257人，未核准并改判死刑缓期二年的，仅有1人。　　为这场诉讼奔走到第四年时，孙乐姝的家人已经疲惫不堪。　　即便她被改判为死缓，她也要面临漫长的牢狱生涯。最为现实的问题是，等到她有朝一日走出监狱时，父母是否还在人世已成未知之数，谁又来为她养老？　　在二审宣判前的一个夜晚，孙明轩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虽然他想救姐姐，也特别希望她能出来，“甭管（等她）20年、30年。但不可能为了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再去放弃父母、放弃我自己的家庭。咱就说句现实一点的东西，我们也要生活，对不对？”　　2024年3月7日，在潍坊市看守所的孙乐姝比其他人更早得知二审的结果。她写了一封信：　　“爸爸、娘、磊（孙明轩小名）。见字如面，当你们拿到这个本子时，我可能已经去往执行的路上了。请你们不要悲伤，不要难过。因为此刻的我，内心平静又从容，甚至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执行，因为我马上就要解脱了。　　我一点都不害怕，真的，只是觉得愧对你们。长这么大，没为咱家做一点贡献，净给你们丢脸了。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我在这里待了四年，学了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万事不强求。有时候不是自己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们尽到最大的努力，剩下的就是老天的安排了。　　我们要学会顺从天意。一切都是命，谁也赖不着。在最后的时光里，我找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人生，也找回了自信。我不比任何人差，甚至可以做到比别人优秀。这就已经够了，我这短暂的一生并没有白来。　　我在这里表现得很好，得到了所有人的尊重，信服，警官她们都说：孙乐姝是全监区最优秀的押员。所以听我的，好好生活，好好过日子。千万不要因为没有改判、没有（取得）谅解而冲动行事。　　不要因为我的离世而不理智，不要因为我搅得家宅不宁。　　好好生活，忘了我！”　　（孙红、王秀琴、孙明轩为化名，南方周末实习生代紫庭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

"成全视频动漫免费高清",4月12日，新京报发布《多放一天假，可行？不行？》视频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媒体发声能否叫停调休#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　　4月12日，新京报发布《多放一天假，可行？不行？》视频报道，引发广泛讨论。#媒体发声能否叫停调休#词条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位。此后，多家媒体跟进，调休话题持续引发热议。　　我们整理了评论区里网友们关心的、困惑的问题，收集网友们的心声，基于事实、官方表态和专家解读，逐一进行解答，希望为我国休假制度的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提供参考。近日，新京报发布《多放一天假，可行？不行？》视频报道，引发广泛热议。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受访嘉宾：　　吴必虎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　　戴斌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　　问一：我国假日天数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　　去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文解读2024年放假安排五大亮点，其中提到，我国现行法定节假日总天数为11天，周末休息104天，带薪休假5-15天，总假期天数（120天至130天）在国际上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但是这么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吴必虎直言，虽然11天的公共假期水平不低，104个周休日也与国际一致，但西方特别是欧美，它们的带薪休假天数远超我国，并且落实得很好，“那是真正的。”　　有统计显示，我国11天公共假期天数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及地区中排名80多位。原全国假日办曾于2013年对62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节假日进行比较，发现它们法定节假日平均为11.7天，我国的11天属于中等水平，与法国、意大利持平，超过英美等发达国家。另据媒体统计，与我国邻近的韩国、日本的公共假期天数分别为12天和16天。　　从周休日来看，52个周末双休，即104个周休日和8小时工作制与国际上保持了一致。不过，在实际运行中，单休、大小周轮休等情况仍然存在，周末双休不是人人都有。　　从带薪休假来看，差距就比较大了。据原全国假日办2013年的统计，以工作满10年计算，62个国家和地区职工带薪年休假平均为19个工作日，我国为10个工作日，排在并列59位，仅高于泰国(6个工作日)和菲律宾(5个工作日)。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吴必虎。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问二：谁“发明”了调休？哪个部门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我国全民放假的节假日为7天，1999年时提高至10天，到2007年再次提高至11天，此后天数再未调整，至今已运行17年。　　我国调休制度首次出现是在1999年。　　当年，国务院修订《放假办法》，将公共假期由7天提高到10天，并首次提出调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相邻周末，形成3个连续7天的长假。　　长假激发了群众的出游热情，有力拉动了内需，增加了财政收入，但由于供给不足、对新情况估计不够等原因，运力不足、景区爆满、欺客宰客等问题也同时暴露出来。　　针对此情况，200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发展假日旅游若干意见的通知》，提出建立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制度，由原国家旅游局牵头，会同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等11个部门共同组建。其办公室即公众熟悉的“全国假日办”。　　全国假日办每年年底对第二年“黄金周”放假日期进行研究并提出意见，报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公布。　　2014年9月，运行14年的全国假日办正式撤销，全部职能并入新设机构国务院旅游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包括国务院的28个部门。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旅游局。　　问三：调休对经济的拉动还明显吗？　　戴斌表示，调休制度的出现，客观讲有经济的原因，当时希望拼凑出长假，通过旅游来拉动消费。如今25年过去，黄金周对经济的拉动还明显吗？　　早在2014年全国假日办撤销之际，戴斌就曾表示，十一和春节两个长假的消费只占到国民旅游消费的25%，从数字上看假日办存在的意义已不大。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主任戴斌。新京报知道视频截图　　不过，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有不同看法，认为假日办的职能被并入联席会议，说明假日办并没有单纯被撤销，而是更加深入和全面了，这意味着黄金周也会持续下去。　　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结构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我国GDP比重为54.6%，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的总和。从贡献率来看，在2023年全年5.2%的GDP增长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了4.3个百分点，贡献率超过82%。　　特别是疫情之后，促消费、扩内需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抓手。今年春节假期，国内游出游人次和花费均创历史新高。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刘结一明确谈到，上述数字说明，人民群众提升生活品质的需求蕴含着巨大消费潜能，是拉动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问四：非得调休吗？　　国家发改委曾于去年10月公开回应，“总体而言，调休比不调休好，而且是不得不调。”　　国家发改委给出的理由是，在我国7个法定节假日中，春节、端午、中秋是按照农历来确定的，元旦、劳动节和国庆节是依照公历，清明节是按照节气，这就导致节假日与公历中的双休日不够衔接。　　如果不调休，基本上每年都会出现部分节假日与双休日之间间隔1个工作日、造成节假日“碎片化”等情况，形成很多“单蹦”。调休就是在节假日总量固定的前提下，为避免节假日“碎片化”所做出的有效政策安排。　　问五：人们为什么抱怨调休？　　既然调休有助于经济，还能避免假期“碎片化”，人们为什么还在抱怨调休？　　街采中，“打工人”普遍反映，调休放假并没有起到休息的作用，反而让大家更累了。　　一方面，部分上班族会选择在假期出游，舟车劳顿后回到工作岗位还要连上6天班，“歇不过来”。与此同时，同一时间段内集中出行也导致高铁票抢不到、高速公路堵车、机票酒店涨价、景区景点爆满……人们的出游体验并不好。　　另一方面，对很多单休、轮休或需要假期值班的单位职工来说，调休可能把原本只有1天的休息也“调没了”，调来调去最后导致没有假期、无法休息。　　不少网友分享了真实的痛点。天津的网友表示，“我们这种单休的就要连上7天或者9天，去年春节连上了11天”；浙江的网友留言，“清明回来连上了7天，单休的人就和没休没什么区别”；广东的网友说，“对单休的人来说，五一其实等于只休了1天加上1天的周末，一共2天”。　　对于需要值班的人来说，“只放1天、正常休周末都不用值班，但是凑成3天就要值3天班”、“五一休5天，我值2天班，还得补2天，等于我一共只休了1天”、“调休需要值班，就正常值假期那一天班不好吗？”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评论区还了解到，比单休更甚，一些网友一个月只有2天休息日，有人“3月份只休了1天”。　　问六：我们还需要调休吗？　　是否调休以及如何调休，目前社会公众的观点差异比较大。　　除了整个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假日经济的贡献，对个人而言，也客观存在一些实际需求。　　吴必虎表示，近十几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渐向城市、甚至一线大城市聚集，在城市工作的年轻人有回家探亲的实际需求，但由于平时工作繁忙，一些人回家路途较远，确实需要有长假才能回家。　　从国人出游的需求来看，中国幅员辽阔，“从广东要去新疆，没有7天长假他去不了”，只有放长假才能让大家的长距离旅行成为可能。　　可见，中国人的真实需求，是长假。　　但目前，我国的长假供给还比较少，“你看每年特别堵，大家都抱怨得不行，为什么第二年还是会出去，因为他没有选择。”吴必虎指出。　　由于我国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好，无法实现“我的假期我做主”，导致人们只能在全民公休的假期里集中出行。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调休制度难以改变，“抱怨这么多，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集中放长假，因为要解决大多数人‘有没有’的问题”、“如果不强制放假，企业可能找各种理由不让休假”。　　吴必虎表示，我们是否还需要调休，要考虑假期总量能否增加、带薪休假能否落实，在这两点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调休可能是目前唯一能为人们提供长假的方式。　　问七：落实带薪休假能够替代调休吗？　　早在2007年，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为组长的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就曾提出相关建议。2014年，蔡继明又在《人文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节假日制度的建议》的文章，再次提出，强力推行带薪休假制度。　　蔡继明当时指出，从维护劳动者休息权的角度，带薪休假制度势在必行。如果将带薪休假制度完善起来，那么人们既有时间长途旅行，也可以错开时间、地点，黄金周调整带来的遗憾就可彻底消除了。　　近20年过去，我国带薪休假制度依然没有全面落实。吴必虎甚至谈到，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提出，到2030年前后实现全民带薪休假，“我感觉还是实现不了”。　　问八：带薪休假为什么落实不了？　　早在2008年，依据劳动法和公务员法制定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就已经正式实施。　　《条例》并未对落实带薪休假做出强制规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天数，应当支付三倍工资。　　这给带薪休假的落实留下了“议价”空间，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霍启刚带来建议，修改带薪年假天数，改为按工龄计增，同时强制实施带薪年休假相关政策，完善企业违反法律责任的规定。　　戴斌表示，目前带薪休假难以落实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执法，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休假的社会氛围需要我们的法律部门、行政部门跟上。　　除了“不能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打工人自己也“不敢休”。　　“请假羞耻”是其中一个因素，“请假比较困难，需要跟其他同事交接，怕添麻烦”、“大家都没休，自己也不好意思请假”。　　此外，社会竞争压力加剧也让打工人不敢轻易休息。有受访者向记者表示，正处在“向上走”的年纪，大家都做一样的工作，就没法选拔人，只有利用休息时间额外多做一点，才能在竞争中有些优势。也有受访者表示，当前“薪资下降、裁员规模还是有一些的”，整体的竞争压力导致不敢休息。　　“中国太卷了”，吴必虎直言，“40岁以上的人一旦失业，很难再找到就业或者创业机会，这就导致压力传递到每一个人，谁都不敢休息。”　　问九：增加假期“有戏”吗？　　在这一轮讨论中，除了要求落实双休和带薪年休假以外，增加假期也是一种主流声音。具体建议包括，恢复“五一”3天假期，只调休不调班，小长假后不用补班等。　　2022年出台的《国民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年）》提出，“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间分布格局”。对此，央媒近日发文表示，“如果着眼于民众福祉，经过新的优化，适当增加法定节假日天数，也并非没有可能。”　　对此，吴必虎表示，通过调休，我们初步解决了长假“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讨论增加假期、少调休，确实已经到了要解决“好不好”的阶段了。　　“接下来要不要增加1至2天假期，增加以后放在五一或者春节，还是放在哪，还需要征求意见。”吴必虎说。　　戴斌也表示，要不要再适当地增加1至2天假期，相信决策部门也在思考，但这是一个系统的、理性的决策过程。　　问十：休假制度什么时候才能改？　　吴必虎透露，他本人已经参加过一些会议，休假制度调整已经进入政府层面的讨论，但是方案还没有出来。　　难点在于一方面“众口难调”，要充分听取各方面声音；另一方面，“每个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首先想到我管的事情，这个行业不要出问题”，这也是假期制度改革迟迟得不到推进的一个深层原因，吴必虎表示。　　他举例，我们搞个大型音乐节，文旅部门希望有1万人到广场上来跳舞，活动气氛好、传播力强，但是相关管理部门可能希望最好只有1000人，这样就不可能发生踩踏或者其他事故。　　再比如，多放一天假，文旅、工商部门很欢迎，因为会带动文旅和零售业，但同时工信部门可能会想，放假对制造业有没有影响，人事和劳动部门可能担心会不会出现劳资纠纷等。　　吴必虎认为，要给相关各部门一个“允许误差”，属于正常工作范围的，在“允许误差”里的，就不要让部门“写检查”，“不然大家都宁愿不干活”。　　戴斌表示，下一步，我国节假日制度安排肯定要优化改进，这需要在经过市场调查、数据测算、政策仿真试点的基础上来推进。　　此外，舆论上有一些声音也认为，当前我国“少子化”与“老龄化”同时存在，除完善生育休假外，增加全民公休假期、合理安排假期分布格局等也应该被作为生育配套支持措施，让人们更有时间和精力去生育、养育、教育孩子。他们认为，在人口负增长的大背景下，休假制度改革方案应该尽快出炉。　　新京报记者姜慧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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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偶欣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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